三中的高考，三中高考一本上线率

三中的高考

六月的日头，毒辣得像一团熔金，高悬在三中的上空，将操场边那排老槐树的叶子晒得卷了边，失去了往日的青翠，空气里浮动着粉笔末与汗水的咸涩气息，一丝若有若无的栀子花香，却固执地钻入鼻腔——那是教务主任王老师从自家院子里摘来的，说要给高三的孩子们“讨个吉利”，让这沉闷的空气里,多了一丝清甜的慰藉。

三中，在市重点高中的光芒下，显得有些黯淡，它蜷缩在老城区的窄巷深处，红砖教学楼被岁月侵蚀，爬满了常青藤，每到雨天，走廊里便弥漫开一股潮湿的霉味，仿佛连光阴都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可就是这样一所被许多人视为“终点站”的学校，每年六月，都会因为一场名为“高考”的战役,而变得格外庄重肃穆。

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从三位数滑向两位数，再从两位数缩至个位数，空气也随之凝滞成一块块坚冰，教室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唯一的背景音，单调，却充满了力量，最后一排靠窗的男生叫李默，他总是低着头，一撮刘海遮住了眼睛，手里攥着一支磨得发亮的黑色中性笔，笔杆的温润似乎能传递到掌心，他的桌上，堆满了《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和历年真题，书页的边缘早已卷起毛边，泛着油墨的深色，有人说，李默是“三中的奇迹”，他中考时踩着分数线踩进来的，却能在每次模考中，硬生生挤进年级前十，但没人知道，当整条巷子还在沉睡，凌晨五点的路灯下，那个瘦削的背影已在背诵单词；也没人知道，晚自习后，他独自穿过那条没有路灯、只有虫鸣的小巷，手中冰冷的钥匙串,早已被掌心的汗水浸湿。

距离高考还有三天，班主任张老师把李默叫到了办公室，张老师是个快五十岁的男人，衬衫袖口永远磨得发白，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像是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李默面前，声音有些沙哑：“这是你爸托人捎来的，他说……让你尽力就行，别太拼。”李默的手顿了一下，指尖触到信封粗糙的纹理，他接过，里面是几张被汗浸得有些发软的钞票，和一张字条，上面是父亲歪歪扭扭的字，力透纸背：“儿，爸在工地上挺好，你别挂念，考不好，回家种地也行。”李默把字条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校服最深的口袋里，仿佛藏起了一个滚烫的秘密,指尖掐得掌心发疼。

高考那两天，三中的门口拉起了崭新的横幅，“三中学子，金榜题名”，红底白字，在烈日下有些刺眼，家长们挤在校门口，有的手捧着娇艳的鲜花，有的提着保温桶，眼神里的期盼，比六月的阳光还要灼热，李默走出考场，一眼就看见了父亲，他蹲在马路牙子边，身上还沾着未干的水泥灰，像一尊沉默的雕像，看见李默，他局促地站起来，把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往他手里塞：“趁热吃，妈煮的，补脑子。”李默接过鸡蛋，蛋壳还带着温热的余温，他低声说：“爸，你回去吧，天热。”父亲点了点头，转身往公交站走，背影在正午的强光下，被拉得有些佝偻,像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

最后一门考完，铃声响起的那一刻，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教室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压抑了三年的情绪如火山般喷发出来，有人将复习资料奋力抛向空中，有人抱在一起喜极而泣，也有人只是默默地望着窗外，李默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像是在轻轻叹息，他想起了三年前，自己拖着行李箱走进三中的样子，那时的他，尚不知晓，这三年会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每一步都踩在疼痛与坚持的交织点上。

成绩公布那天，三中的办公室里人声鼎沸，李默在人群中挤进挤出，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微微颤抖，输入准考证号，当“623”这几个鲜红的数字跳出来时，他愣住了——这个分数，足够叩开一所不错的211大学的大门，周围的欢呼声像潮水般涌来，他听见有人在喊：“李默，你做到了！”可他只是站在原地，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滚烫的，砸在水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后来，李默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是省城的一所师范大学，开学那天，父亲送他去车站，从一个磨旧的布包里，郑重地拿出一个存折塞到他手里：“这里面有五万，是这几年攒的，你拿着交学费。”李默推拒着，父亲却固执地塞过来，粗糙的手掌带着老茧，硌得他手心生疼：“爸没读过书，知道读书不容易，以后出息了，别忘了根。”火车开动时，李默从车窗望出去，看见父亲站在月台上，用力挥着手，身影越来越小，最终化作一个模糊的黑点，像极了那棵在老槐树下,守望了他三年的树。

三中的高考，从来不是名校的光环，也不是分数的炫耀，它是无数个像李默一样的孩子，在逼仄的教室里，用青春的汗水浇灌出的希望之花；是无数个像李默父亲一样的家长，用布满老茧的双手，默默托举起的沉甸甸的未来，它是一场属于普通人的战役，没有硝烟，却同样惊心动魄；它是一段跌跌撞撞的成长旅程，终点或许并非坦途，但每一步都算数，终将抵达名为“彼岸”的远方。

多年后，当李默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孔，他总会想起三中的那排老槐树，想起六月的阳光，想起那些在汗水中闪闪发光的日子，那不是一段苦涩的回忆，而是他生命里，最滚烫、最闪亮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