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县高考，万年县2020年高考人数

在万年，写一张通往远方的车票

六月的万年县，总被一种黏稠得化不开的热气裹挟着，日头把晒谷坪的水泥地烤得发白，空气里浮动着尘土和老樟树的樟脑味，混着蝉鸣，凝成一张无形的网，蝉躲在老樟树的叶隙里声嘶力竭地叫，像要把整个夏天的燥热都喊破喉咙，震得树叶都在颤，县一中的校门口，“十年磨一剑，今朝试锋芒”的红色横幅被热风吹得卷了边，底下蹲着几个穿校服的学生，手里攥着刚发的准考证，指节泛白——这是他们第无数次看这张巴掌大的纸，上面的数字却像带着倒刺，扎得人心头发紧,连呼吸都带着滚烫的重量。

李远和他的“山”

李远是高三（7）班的第一排，靠窗的位置，他的桌面永远堆着山一样的书：《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被翻得卷了边，扉页上“冲出大山”四个红笔字，被汗水洇得有些模糊，像渗进土里的血渍，每天清晨五点半，他的闹钟准时响起，声音轻得像老鼠的吱吱声，却总能把他从木板床上拽起来，奶奶睡在里屋，咳嗽声偶尔会穿透薄薄的木板，像钝刀子割着夜色，他总是屏着息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溜到厨房，热剩粥时顺便把两个荷包蛋煮进锅里——这是他给奶奶的“秘密”，老人牙口不好，却总说“我不饿，你吃”，可他总看见奶奶夜里偷偷起来,就着凉水咽下白天藏起来的半个馒头。

李远的家在离县城三十里的王家村，四面都是连绵的青山，像把村子圈在了一个巨大的绿色陶罐里，小时候，他常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运煤车卷着尘土开过，司机探出头喊：“娃，去不去县城？”他拼命点头，却被奶奶一把拽回，粗糙的手掌攥得他胳膊生疼：“山外有什么？山里有地，有粮，够活了。”直到上初中，他背着米袋走了两小时山路到镇上上学，才第一次知道，山外的世界有高楼，有路灯，还有考不上高中就得回家种地的“规矩”——那天他看见镇中学的宣传栏里，贴着考上大学的学生的照片，穿着白衬衫,笑得像山外的阳光一样刺眼。

高三这年，李远的父母从深圳回来了，母亲的手上戴着褪色的银镯子，是当年嫁妆里唯一值钱的东西；父亲的眼角多了两道深纹，像被岁月犁出的沟壑，他们带回来一箱方便面，和一句“儿子，考出去，别像我们一样”，李远没说话，只是把方便面塞进柜子最底层，转头继续刷题，他知道，父母在深圳的电子厂每天工作12小时，手指被机器磨出厚茧，却每个月都会往卡里打钱，附言里总写着“别省着，买点好的”；他知道，奶奶把家里的老母鸡卖了，给他买了本《高考英语词汇》，鸡毛还粘在扉页上；他知道，这张小小的准考证，是全家用汗水泡出来的“车票”，只能往前，不能回头——就像村口那条永远向上的山路,回头就是深渊。

王雨晴的“双重战场”

王雨晴的座位在李远斜后方，她总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却把衣领袖口熨得平平整整，连褶子都没有，她的父亲是县一中的语文老师，母亲在镇卫生院当护士，别人说她是“书香门第”，她却觉得“压力比天大”——父亲的教案上总夹着她的试卷，红笔圈出的错题像一张张嘲讽的嘴；母亲的护士包里总装着核桃奶，每天课间塞进她手里，嘴里念叨着“趁热喝，补脑子”。

“雨晴，这次模拟考又掉到第十名了，再这样下去，重点大学悬啊。”晚自习后，父亲在办公室里翻着她的试卷，台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根鞭子抽在墙上，王雨晴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鞋尖上沾着食堂的油渍——为了节省时间，午饭常常是两个包子加一瓶矿泉水，包子皮硬得像石头，她却吃得很快，怕耽误刷题，她忽然想起上周，李远把最后一个包子让给了她，说“我不饿”,他眼里的红血丝比包子皮还红。

王雨晴的“战场”有两个，一个是教室里的试卷和排名，另一个是家里的“期望”，父亲教了二十年书，带过十届高三，他总说：“我女儿必须上北大，不然我怎么面对学生？”母亲则更“实际”，每天凌晨五点起来给她熬核桃粥，夜里端着热牛奶进房间，嘴里念叨着“考个师范，以后当老师，稳定”，可王雨晴喜欢画画，她的课本空白处画满了小插画：教室窗外的梧桐，食堂阿姨的笑容，还有李远低头刷题时微微翘起的发尾——风一吹，发尾就在纸上轻轻晃，她偷偷报了美术艺考，把报名费藏在画夹里，却不敢告诉父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