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高考，80年代高考总分多少

一张1987年的准考证

1987年的夏天，热得像是整个县城都要被这无边的暑气蒸融了，梧桐树上，蝉鸣嘶哑得如同锈迹斑斑的锯子，一遍遍拉扯着滚烫的空气，老邮递员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永久”牌自行车，碾过青石板路，车把上那个绿色的邮包随着车身颠簸，里面装着几封来自省城的信，其中一封,被郑重地递到了县一中语文老师陈国栋的手中。

陈国栋的指尖在信封上摩挲了许久，那粗糙的指腹感受着纸张的质感，才缓缓拆开，信纸上是油墨印刷的鲜红公章，下方一行清晰的小字：“陈晓梅同学，经审核，已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他盯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仿佛被一股无形的热浪烫了一下，随即又长长地舒了口气，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笑意,如同一池被春风吹皱的春水。

晓梅是他的女儿，也是县一中，乃至整个县有史以来,第一个叩开北大校门的学生。

煤油灯下的笔尖

晓梅的家在县城郊外的老式家属院，一栋红砖砌成的两层小楼，墙皮在岁月的侵蚀下斑驳脱落，院子里，几株石榴树正值花期，火红的花朵在七月的骄阳下灼灼生辉，却比不上窗边那个伏案的身影，窗台那张掉了漆的书桌上，堆叠如山的复习资料几乎将女孩淹没，桌角放着一盏老式煤油灯，灯焰在微风中摇曳，将晓梅专注的侧影投在斑驳的墙上，随着灯焰的跳跃，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梅子，歇会儿吧，喝口水。”母亲端着一碗沁着凉意的绿豆汤走进来，碗沿上还沾着几颗米粒，那是她匆忙中留下的印记，晓梅抬起头，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在皮肤上，她接过碗，咕咚喝下半碗，清凉顺着喉咙滑下,却压不住心底那份对未知的焦灼。

“妈，今年的作文题会是啥？”她望着母亲,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

母亲笑了笑，用围裙擦了擦手，语气里是质朴的笃定：“甭管啥题，你好好写，咱家晓梅肚子里有墨水，准能行。”她顿了顿，又说，“你爸今儿又去镇上给你买了两支新铅笔，说是考试用得上，那可是中华牌，好写。”

晓梅的心猛地一颤，她知道，为了这两支两毛五分钱的铅笔，父亲骑了二十里地的自行车，顶着毒辣的日头，镇上的供销社物资匮乏，那几支中华牌铅笔是父亲省下了半个月的红薯钱,才咬牙买下的。

挤满希望的考场

高考那天，县城中学的操场上人声鼎沸，仿佛一个盛大的集市，考生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有的手里紧紧攥着准考证，指节泛白；有的则三五成群，反复默背着政治题，声音在燥热的空气中交织，晓梅站在队伍里，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压抑的啜泣，她回头，看见一个穿碎花衬衫的女生正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她的准考证一角被雨水打湿，墨迹晕开,名字已变得模糊不清。

“咋了？”晓梅蹲下身,从书包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递过去。

女生抽噎着说：“我……我把准考证弄丢了……”

晓梅的心猛地一沉，仿佛坠入了冰窟，准考证就是考生的命根子，是通往未来的唯一凭证，没有它，十年寒窗便可能付诸东流，她想起父亲昨天反复叮嘱的话：“梅子，准考证千万不能丢，比命还重要。”

“别急，”晓梅拍拍她的肩膀，声音沉稳有力，“我去找老师看看。”她转身跑进教务处，气喘吁吁地说明情况，老师皱着眉翻了半天登记册，为难地叹了口气：“这可咋整，规定就是规定……没有准考证，谁也没办法。”

就在这时，一个穿深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是县教育局的张局长，听完晓梅的叙述，他沉默了片刻，目光扫过那个女孩苍白无助的脸，最终定格在晓梅身上，说：“让考生先进考场考试，我马上安排人去核实情况，补办临时证件。”

晓梅带着女生回到考场时，开考的铃声已经响了，尖锐而急促，两人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既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更有对陌生善意的感激，心中的巨石终于落地，她们知道，这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一份来自整个时代的托举。

录取通知书的风波

晓梅的分数出来那天，整个家属院都沸腾了，邻居们挤在她家小小的院子里，有人拿着算盘噼里啪啦地算分，有人激动地拍着大腿，高声赞叹：“北大！这可是北大！咱县出状元了！”欢声笑语像潮水般涌进家门。

父亲却显得异常平静，他坐在吱呀作响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慢悠悠地吹着气，目光悠远，仿佛在穿越几十年的光阴，母亲站在一旁，眼睛红红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仿佛怕它长了翅膀会飞走似的。

“爸，您不高兴？”晓梅轻声问道。

父亲放下茶杯，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高兴，咋不高兴？就是觉得，你妈这些年跟着我，没享过啥福……”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

母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簌簌地落了下来：“说啥呢傻话，咱家梅子能有出息，妈比吃啥山珍海味都高兴。”

这份喜悦很快被一封从南方老家发来的电报打破，电报上只有寥寥数字：“母病重，速归。”晓梅愣住了，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但她从未在女儿面前流露过半分病痛，总是报喜不报忧，父亲沉默了半晌，用粗糙的手掌拍了拍她的肩膀，声音沙哑却坚定：“你安心去上学，家里有我。”

开往北方的火车

九月初，晓梅背着那个装满母亲叮嘱和父亲期盼的帆布包，站在县城简陋的火车站上，父亲帮她将行李笨拙地放上火车，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用油纸包好的炒花生，塞到她手里：“路上饿了吃，香着呢。”

火车拉响汽笛，缓缓开动时，晓梅看见父亲站在月台上，身影在汽雾中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她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父亲也是在这个火车站，送她去县城中学报名，当时，他把一捧炒瓜子塞进她手里，笨拙地说：“梅子，好好念书，咱家就指望你了。”

两幕场景重叠，岁月仿佛在这一刻循环往复，火车缓缓驶离，窗外的田野、房屋飞速向后退去，晓梅的眼泪终于决堤，她知道，自己带走的不仅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更是父母半生的辛劳与期盼,是整个家族望向未来的目光。

1987年的夏天

多年后，晓梅成了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桃李满天下，她时常回到那个早已变了模样的县城，也时常想起1987年的那个夏天，那个夏天，有煤油灯下摇曳的笔尖，有挤满人声与希望的考场，有母亲含泪的笑靥,有父亲沉默如山的背影。

她知道，那一年，无数像她一样的年轻人，都怀揣着一张薄薄的准考证，挤上了开往远方的火车，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前方的路有多远、多坎坷，但他们内心无比清楚，自己正在亲手改写命运,也正在为一个时代注入新的活力。

而1987年的夏天，也永远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深处，像一张泛黄的准考证，虽已陈旧，却依然清晰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重量,以及一代人滚烫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