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不用考英语吗，高考不用考英语吗现在

该不该将高考英语请下神坛？

当又一届高考考生在英语考场上奋笔疾书时，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始终炽热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高考英语，究竟该不该被请下神坛？这并非一场简单的学科存废之争，它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我们对教育本质、国家未来与个体发展的复杂认知与深层焦虑。

支持者言之凿凿，其批判直指现行体系的痛点。 他们认为，英语耗费了学生过多的宝贵精力，无形中挤占了母语文学的浸润与科学探索的热情，在许多中学，英语课时量“一家独大”，学生从牙牙学语到十八岁成年，十数载寒窗苦读，仿佛只为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不因英语而折戟，更有甚者，将英语视为一种新的“阶层壁垒”，认为它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家境优渥者可斥巨资聘请外教、浸泡于国际化的语言环境，而寒门学子则望尘莫及，这种“一刀切”的标准化考试，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初衷？当学生们为了一个虚拟的分数，将大量时间耗费在枯燥的单词背诵和语法题海中时，他们是否也失去了探索更广阔世界、培养创新思维与独立人格的黄金机会？这些诘问，每一个都掷地有声,切中了无数学生与家长的集体困惑。

若将英语彻底逐出高考，我们是否又会陷入另一种短视与偏颇？ 英语，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工具属性，它更像是通往人类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全球超过70%的顶尖科技文献以英文发表，从人工智能到生命科学，从前沿会议到学术期刊，英语都是无可争议的通用语，若我们放弃英语教育的核心地位，无异于在全球化浪潮中主动筑起高墙，自断年轻一代与世界前沿知识体系直接对话的桥梁，试想，当我们的顶尖科学家需要依赖二手、甚至三手的翻译来获取研究成果，当我们的企业家必须通过层层中介才能与国际客户顺畅沟通，当我们的文化瑰宝因语言隔阂而难以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这种因语言能力缺失而付出的代价，又岂是“减轻负担”四个字可以轻易衡量的？

更深层次地看，高考英语的存在，其意义远不止于人才选拔，它更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对国民基本素养的制度性保障。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意味着拥有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能够理解多元文化，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流，这种能力，并非只有精英阶层才需要，它是每一个现代公民参与全球竞争、实现个人价值的必备技能，高考英语，正是以制度化的方式，确保这种基本能力能够普及到最广泛的人群，而非成为少数人的专利,从而在宏观层面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

问题的症结或许不在于“考不考”，而在于“怎么考”以及“为何而考”。 当前，英语考试过度侧重于语法知识和词汇量的机械考察，导致“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的现象普遍存在，学生们花费无数个日夜记忆的单词和句型，在实际交流中却鲜少能用得上，这种应试化的教学模式，确实背离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本质，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简单粗暴地“取消”，而是对考试内容和方式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可以大幅增加口语和听力的比重，引入更多真实语境下的语言应用能力考察，将英语从“知识记忆”转向“能力培养”，可以探索分层教学和考试，为有志于人文社科的学生和有志于理工科探索的学生提供更具弹性的选择空间，让英语真正服务于人的个性化发展,而非成为束缚其潜能的枷锁。

我们亦需反思，为何英语会成为众矢之的？ 这背后，或许是对“唯分数论”教育体制的集体焦虑，当学生的整个青春都被升学考试这根唯一的指挥棒所裹挟，任何一门被视为“重要”的学科都会成为压力的源头，解决英语争议的根本之道，或许在于大力推进教育评价体系的多元化，打破“一考定终身”的魔咒，让学生的个性特长、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等综合素质都能在升学评价中获得应有的认可，当评价标准不再单一，英语的“权重”自然会回归其应有的位置,不再承载过重的期望与焦虑。

归根结底，英语之于中国，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渴望与挣扎。 我们既要坚守文化自信，传承母语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也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文明，积极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成果，高考英语的存废之争，本质上是一场“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深刻讨论，它不应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应成为推动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契机，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让英语教育真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坚实桥梁，而非阻碍我们前行的藩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培养出既有深厚文化根基与民族自信，又有开阔国际视野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时代人才，让他们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既能自信地讲好中国故事，也能从容地聆听世界的声音,最终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