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考叫什么名字，古代高考叫什么名字来着
千年国选的荣光与寒窗
千年国选的荣光与寒窗
“高考”，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称谓，若溯洄千年，那场决定无数士子命运的国家级大考，在古代中国被称为“科举”，二字沉甸甸，如同开阖千年的历史闸门，既放行过无数寒门英才，也关锁过无数未酬壮志，它凝聚着王朝的遴选智慧，更烙印着一代代读书人一生的悲欢荣辱，构成了一部流动的、鲜活的社会史诗。
科举制度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对前代选官制度的深刻反思与革新，在隋唐之前，人才选拔多依赖于“察举”与“九品中正”之法，前者由地方官吏举荐，日久流弊丛生，举荐权易为门阀把持，滋生腐败；后者则彻底沦为士族垄断仕途的工具，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固化格局，门第如山，隔绝了底层英才上升的通道，空有才华者，唯有发出“郁郁不得志”的千古哀叹，直至隋文帝开皇年间，一道“分科举人”的诏令如划破长夜的一道惊雷，正式开启了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选才之路，唐代将其发扬光大，确立为常科与制科并行的双轨制：常科定期举行，科目繁多，如“进士科”、“明经科”等，其中尤以“进士科”为最难、最贵，被誉为“白衣卿相”的跳板；制科则由皇帝不定期下诏，选拔特殊人才，宋代承袭唐制，更重策论与经义的结合，考试程序也愈发严密，“糊名”（密封试卷）、“誊录”（专人抄卷）之法应运而生，力图在最大程度上杜绝舞弊，彰显“唯才是举”的制度善意。
“科举”二字，其内涵精妙绝伦：“科”者，科目也，分门别类，取其专长；“举”者，选拔也，不问出身，唯才是举，这制度的核心魅力，正在于其理论上向天下所有读书人敞开了一扇看似平等的大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景，点燃了无数寒士心中不灭的火焰，它打破了血缘与财富的桎梏，使“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第一次拥有了制度化的依托，唐代诗人孟郊在《登科后》中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寥寥数笔，便将那种金榜题名后的极致狂喜与生命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长安曲江池畔的杏园宴，新科进士们簪花游街，观者如堵，那是无数学子穷尽毕生心血追逐的荣光时刻,是个人价值与社会认可的巅峰体验。
通往科举之路的荣光，其艰辛非今人所能轻易想象，它是一条漫长而狭窄的独木桥，充满了不确定性，士子们需先通过县试、府试、院试，成为生员（俗称“秀才”），方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每三年一科，于各省省城举行，中试者称“举人”，已属人中龙凤，但真正的巅峰对决在于会试与殿试，会试由礼部在京师主持，全国举人汇聚一堂，争夺仅数百个名额，其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或钦命大臣主持，是对会试中试者的最终排名与加冕，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前三甲更可获得“鼎甲”之誉，前途无量，殿试之后，金榜题名者的姓名将镌刻于长安的“进士题名碑”上，流芳百世，成为不朽的荣耀，这层层筛选，耗时耗力，更耗尽家财与心血，北宋名臣范仲淹年少时在应天书院苦读，“断齑画粥”的典故，正是无数寒窗苦读士子生活的真实写照——一碗粥凝固后，划作四块，早晚各取两块，配以腌菜度日，又有多少英才，皓首穷经，最终仍困于场屋，只留得“一第由来是出身”的喟叹与终生遗憾。
科举制度的意义，远不止于个人的进身之阶，它更是王朝治理的基石与中枢神经，它将儒家思想作为考试的核心内容，以“四书五经”为圭臬，引导天下读书人研习经典、恪守伦理，这既在思想上实现了大一统，也培养了一个庞大且熟谔儒家经典的官僚后备军，科举取士，使皇权得以穿透地方豪强与门阀士族的壁垒，直接从民间汲取新鲜血液，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正如宋太祖赵匡胤所言：“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科举选出的官员，其文化素养与政治认同感，远非世袭贵族可比，科举文化也深深渗透于社会肌理之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功不可没。
然则，任何制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都难免会走向僵化与异化，科举亦非完美无瑕，随着时代推移，其弊端也日益显现，明清两代，考试内容愈发僵化，八股文取士，要求文章形式严苛，结构固定，内容必须“代圣贤立言”，严重禁锢了士子的思想创造力，使其成为思想的“标准件”，考场舞弊虽严刑峻法仍屡禁不止，“夹带”、“买关节”、“易卷”等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更有甚者，科举在后期最终沦为少数权贵子弟的专利，所谓“科举非人情”，裙带关系与利益交换侵蚀着制度的公平性，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便是科举制度下被异化的一个悲剧缩影，他的迂腐、清高与最终的穷困潦倒,深刻映照出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与戕害。
科举制度，这延续了千年的“古代高考”，其功过是非，历史早有评说，它曾是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曙光，是王朝选拔贤能的利器，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它也曾是禁锢思想的枷锁，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无数士子梦想碎片的坟场，当1905年，清廷下诏“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这一延续了1300年的制度，终于画上了句号，科举所蕴含的“公平竞争”、“唯才是举”的精神内核，并未随之消逝，它如同一颗深埋于历史土壤的种子，其基因依然在今天的“高考”制度中顽强生长，提醒着我们：任何选拔人才的制度，都需在公平与效率、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寻求那微妙的平衡，科举的荣光与寒窗，终化作历史的回响,叩问着每一个时代人才与未来的永恒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