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外省高考，去外省高考有啥要求?

一张车票的距离，一场人生的迁徙

暮色四合时,林晚拖着那口半旧的行李箱，站在县城汽车站门口，箱子的万向轮在坑洼的水泥地上碾过，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像极了她此刻在胸腔里擂动的心，站牌上，“省城”两个字被霓虹灯照得通体透亮，却晃得她有些眩晕，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为了三天后那场决定命运的高考，她需要从这座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小县城，辗转八百公里，去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一张车票的两端

林晚的老家,深藏在西南某省的褶皱里，县城只有一所高中，每年能叩开重点大学之门的学子，寥寥无几，她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一辈子与黄土地打交道，从未走出过大山的轮廓，他们比谁都清楚，“高考”是女儿唯一能走出山坳的窄门，初三那年，班主任在班会上掷地有声地说：“省城的重点高中，录取率是我们这儿的三倍，想考大学的同学，可以考虑把学籍转过去。”话音刚落，教室里瞬间嗡嗡作响，像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颗石子，林晚攥紧了手中的笔，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留下几个泛白的月牙。

那晚,她听见父母在堂屋里压低了声音争执，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娃从小没出过远门，一个人去省城，妈咋放心？再说那借读费，家里的猪才下崽，还没长大……”父亲磕了磕烟锅，一串火星在黑暗里倏地亮起，又迅速熄灭，像他此刻的决心：“放心不下有啥法子？山沟沟里的路窄，不走出去，一辈子就看到头了。”后来林晚才知道，为了凑够那笔对她家而言堪称巨款的“借读费”，父亲卖掉了家里唯一能下蛋的老母鸡，那是全家人未来的油水；母亲则翻出了压在箱底多年、本打算给自己做寿衣的几尺新布，在镇上换了钱。

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时,林晚正帮着母亲在院子里晒玉米，母亲拆开信封，枯黄的手指一遍遍抚过“省城第一中学”那几个烫金的字样，突然蹲在金黄的玉米堆旁，无声地哭了起来，浑浊的泪水滴在干燥的玉米粒上，洇出一个个小小的深色圆点，林晚没有哭，她只是把那张薄薄的通知书紧紧抱在怀里，仿佛那是她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船票，是父母用全部的爱为她换来的，一张单程票。

省城的“异乡人”

省城第一中学的教学楼是崭新的白色,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晃得人睁不开眼，林晚拖着行李箱走进教室时，三十多双好奇的眼睛齐刷刷地聚焦在她身上，像在看动物园里新来的、有些局促的动物，她的穿着与这片光鲜格格不入：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裤脚还沾着山路上未干的泥点，而身边的同学，脚上是耐克、阿迪达斯的新款，肩上是印着卡通图案或英文标语的进口书包。

班主任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女人,把她领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你就坐这儿，有什么不懂的问同学。”林晚点点头，从帆布书包里掏出一个掉了漆的铁饭盒——那是母亲特意准备的，反复叮嘱：“塑料的不结实，摔不坏。”前排的女生转过头，小声对同伴说：“哇，她居然用饭盒，好复古啊。”声音不大，却像针一样扎进林晚的耳朵，她的脸“腾”地一下烧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把饭盒往桌肚里塞了塞。

接下来的日子,林晚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总是习惯性地低着头，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课间，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最新的综艺节目和当红偶像，她插不上嘴，只能默默地听着那些陌生的名词，午餐时间，食堂里弥漫着麻辣香锅的香气，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笑声不断，她则默默掏出饭盒，里面是母亲临行前腌的咸菜和早上蒸的、有些硬的馒头，有次，同桌女生好奇地问：“你为什么不吃食堂啊？这里的麻辣香锅超好吃！”林晚张了张嘴，却最终没能说出“因为食堂一顿饭要十五块，我一周的生活费只有一百”这样的话，只是含糊地笑了笑。

最让她感到挫败的,是英语课，老师全程流利的英文授课，同学们对答如流，她却连老师的问题都听得云里雾里，有一次，老师点名让她朗读课文，她磕磕巴巴地念出几个单词，发音生硬又别扭，教室里传来几声压抑不住的轻笑，像细小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她的心上，她站在讲台上，感觉脸颊像被火烤一样滚烫，手心全是冷汗，那一刻，她无比想念家乡的小学，那里的老师会用方言不厌其烦地解释每一个单词，同学们也不会因为她的发音不准而投来异样的目光。

试卷上的山与海

第一次月考,林晚的成绩单上，“第38名”几个红字刺痛了她的眼睛（全班共40人），晚自习后，她没有回宿舍，而是独自一人坐在操场的看台上，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里，月光清冷，照在她瘦削的肩膀上，像落了一层薄霜。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一个温和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林晚抬起头，看见班主任站在面前，手里拿着一瓶还冒着热气的牛奶，老师在她身边坐下，轻声说：“我刚来这所学校时，也像你一样，不适应，我也是从农村考出来的，那时候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第一次上台演讲，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

林晚惊讶地发现,这位在讲台上总是从容不迫的老师，竟也有过和她相似的过往，老师轻轻拍了拍她的背，语气坚定地说：“别怕，跟不上就慢慢来，你不用和别人比，只要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点点，就是胜利。”那天晚上，老师不仅帮她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还把自己的英语笔记工工整整地借给她看。

从那天起,林晚仿佛变了一个人，每天清晨五点半，当城市还在沉睡，她已站在教学楼前的路灯下，借着微光背诵单词；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在嬉笑打闹，她却拿着错题本，穿梭于各个办公室之间向老师请教；晚上宿舍熄灯后，她便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的光亮做数学题，直到眼皮沉重得再也睁不开，饭盒里的咸菜，换成了母亲省吃俭用寄来的腊肉；馒头，也变成了食堂里最便宜的米饭，她的英语成绩从30分、60分，一路飙升到80分；数学试卷上刺眼的红叉，慢慢变成了令人欣喜的红勾，当她第一次在月考中冲进班级前20名时，看着成绩单上自己的名字，她再也忍不住，笑出了眼泪——那是她到省城后，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出来。

开考前的清晨

高考前一天晚上,林晚失眠了，她躺在床上，听着宿舍里此起彼伏的呼吸声，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这些年的画面：父亲背着她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三个小时，只为送她去镇上上学；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她缝补磨破的书包；班主任在办公室里，耐心地为她讲解一道复杂的几何题……她突然想起出发前，母亲硬塞给她的一个布包，里面装着200块钱和六个煮得热乎乎的鸡蛋，母亲说：“这是给你的‘状元蛋’，吃了就能考个好成绩。”

第二天早上,天还未亮，林晚就起床了，她换上了母亲新买的白衬衫——样式虽然有些过时，但被母亲浆洗得干干净净，散发着淡淡的皂角香，走出宿舍时，班主任已经在门口等她，手里递过准考证，声音温和：“别紧张，就像平时模拟考一样。”校门口停着好几辆大巴车，同学们提着考试用品，三三两两地互相打气，林晚看见一个女生因为忘带2B铅笔而急得掉眼泪，朋友们正手忙脚乱地安慰她，分享着自己的文具。

车子发动时,林晚回头望向学校的教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