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满分第一人，高考满分第一人何碧玉

1977年高考满分考生李砚秋

1977年冬，北京城里飘着第一场雪时，广播里的女播音员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念出一个名字：李砚秋，总分593分，全国高考理科第一人，那一刻，78岁的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正在灯下翻阅堆积如山的考卷，听到这个数字，手中的钢笔悬在半空——这是自1952年建立高考制度以来，第一个在标准化考试中拿到满分的考生，而更让这个分数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它诞生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像一道刺破阴霾的光,照亮了无数人被压抑十年的求学梦。

煤油灯下的种子

李砚秋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亲曾是中学语文老师，文革时被下放到农村，母亲在街道缝纫社踩缝纫机，家里的墙上，唯一没被覆盖的标语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但父亲总在深夜的煤油灯下，用烧焦的木棍在地上给年幼的李砚秋写“人之初，性本善”，1974年，高中毕业的李砚秋被分配到农机厂当钳工，每天在机油和铁屑中度过，但工装口袋里总装着三样东西：一本翻烂的《高等数学自学读本》、一沓写满公式的草稿纸,还有母亲用碎布头给他缝的书包套。

“那时车间里的人都说我‘书呆子’，”李砚秋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但我知道，只有把扳手换成钢笔，才能走出这片油污。”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在机床的轰鸣声里背英语单词，午休时躲在工具间做数学题，晚上回到不足十平米的平房，就着15瓦的灯泡演算到深夜，母亲怕他熬坏眼睛，总在他桌上放个装凉水的碗，说“困了就洗把脸”，可碗里的水常常冻成冰碴,他都没察觉。

考场上的“偏题怪”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李砚秋正在车间给零件打毛刺，广播里“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八个字，让他手里的扳手“当啷”掉在地上，他报了名，却不知道该复习什么——十年没考试，教材都成了“封资修”的毒草，他骑着自行车跑遍旧书摊，用三个月的工资买回一套残缺的《高中物理课本》，又托在大学当教授的舅舅寄来一本泛黄的《微积分入门》。

考试那天，他穿着母亲新做的蓝色中山装，走进保定一中考场，数学卷最后道大题是道“机械振动”的题目，课本上只提过概念，却没给公式，考场里有人开始交头接耳，李砚秋却想起车间里机床的共振原理——他曾在维修时，用木块卡住振动过大的轴承，这不就是“阻尼振动”的雏形？他蘸着墨水，在草稿纸上推导出公式，不仅解出了题目，还反推了三种应用场景，阅卷老师看到这道题时，在卷边批注：“此生有奇思，非死读书者。”

更戏剧性的是英语考试，当时英语科还是“选考”，李砚秋只跟着广播学了半年“Follow me”，却硬着头皮上了考场，阅读理解里有篇“计算机”的短文，他连“computer”都没见过，却根据上下文猜出“电子大脑”的意思，居然蒙对了七八个选择题，后来才知道，那篇短文是从苏联科普杂志翻译的,他曾在农机厂的旧报纸上见过类似的配图。

593分的“蝴蝶效应”

查分那天，李砚秋正在车间给徒弟示范锉削，突然，厂广播员的声音变得急促：“请李砚秋同志立刻到办公室！”他带着一身机油跑过去，电话里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你考了593分，全省第一！”数字报出来的瞬间，他手里的锉刀掉在地上，在水泥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印子——那年高考满分是600分,他只差了7分。

这个分数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飞遍保定城，第二天，农机厂门口贴出了大红喜报，厂里敲锣打鼓给他送来“技术标兵”的锦旗，可他却偷偷躲在宿舍里哭——他知道，这个分数不属于自己，属于所有在田埂上、车间里、柜台后偷偷读书的人，后来他才知道，当年全国有570万人参加考试，录取率仅4.8%，他的593分，成了无数人眼中的“神话”。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分数改变了高考的评价体系，此前高考录取只看总分，李砚秋的数学得了满分，阅卷组发现他的解题方法比标准答案更简洁，专门开了研讨会，将“鼓励创新解法”写入评分标准，第二年，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新教材时，还把他推导的“振动公式”作为补充案例编了进去。

满分之后的人生

李砚秋最终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报到那天，他背着装满草稿布袋走进燕园，被同学们围住：“你一定是靠死记硬背才考满分的吧？”他笑着从布袋里掏出一本《天工开物》，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你看，这里的‘水排’原理，其实和流体力学里的伯努利方程是一样的。”后来他成了班里最爱提问的学生，教授们都说：“这个学生眼里有光，不是为分数，是为知识。”

毕业后，他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回到家乡的中学当老师，他说：“当年我是一盏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