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高考试卷，77年高考试卷内容

那道改变命运的考题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十一月里，北风卷着枯草掠过黄土高原的沟壑，知青李明蹲在窑洞的炕沿上，就着煤油灯跳动的火苗，把印着“最高指示”的旧报纸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公式，窑洞外的寒风像刀子，刮得窗纸“哗啦”作响，可他手心的汗却浸湿了纸角——公社广播站刚刚播送的消息，像一颗炸雷，在他沉寂了五年的胸腔里滚开了：恢复高考了。

那一年,李明二十三岁，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他跟着大人们“上山下乡”，在陕北的窑洞里挖过煤，在田埂上割过麦子，手上磨出的茧子比课本还厚，可他心里始终揣着一本没读完的《水浒传》，揣着中学时老师说的“知识能改变命运”，白天干活，他把单词写在锄把上；晚上收工，就着月光背古文，同伴们笑他“书呆子”，他却说：“总不能一辈子抡锄头吧。”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知青点像烧开的水，大家挤在窑洞里，有的拍大腿，有的抹眼泪，李明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终于有路了！”可路不好走，十年间，学校停了课，教材早就成了稀罕物，李明托人从县城中学借来几本旧课本，封面被虫蛀了窟窿，内页用蓝墨水涂得乱七八糟，他像捧着宝贝似的，用旧布包了三层，睡觉时压在枕头底下。

冬天的窑洞冷得像个冰窖,李明裹着破棉袄，就着煤油灯复习，灯油是省下来的，火苗小得像豆子，他把头凑近，鼻尖熏得发黑，眼睛却亮得像星星，数学题忘了公式，他就自己推演，草稿纸用完了，就在旧报纸的空白处写；古文背不下来，就一遍遍地抄，直到手指发麻，同屋的知青王建国白天累得直不起腰，夜里却陪着他，迷迷糊糊地说：“明子，你考上大学，别忘了给我带本北京大学的校徽。”

考试那天,天蒙蒙亮，李明就往公社中学赶，路上，遇到了不少熟人：有和他一样穿着打补丁棉袄的知青，有戴着老花镜的民办老师，还有手里攥着锄头的农民，大家挤在土坯砌成的教室里，课桌椅缺胳膊少腿，窗户上糊着报纸，寒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可没人觉得冷——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光，那是久旱逢甘霖的期待。

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李明的手抖了，语文试卷上，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他看着题目，眼眶突然热了，这一年，他在窑洞里挖煤，在田埂上割麦，在煤油灯下复习；这一年，他盼来了恢复高考，盼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拿起笔，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写着写着，眼泪就掉在了试卷上，洇开了一小块墨迹，他慌忙用手背擦掉，继续写——他知道，这道题答的不是文章，是这五年的青春，是这十年的等待，是一个青年对未来的全部向往。

考试结束,李明走出教室，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黄土坡上，金灿灿的，他看着远处的山，觉得那山不再是挡路的障碍，而是通向远方的路，放榜那天，他挤在公社的布告栏前，从人头缝里找自己的名字，当“李明”两个字出现在“录取名单”里时，他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起来——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积压了太久终于释放的、带着颤抖的哭声。

后来,李明上了大学，学了中文，毕业后，他成了中学老师，给学生们讲《背影》，讲《荷塘月色》，也讲一九七七年的冬天，讲那张泛黄的试卷，讲那道改变命运的考题，他说：“那年的试卷上，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认真答题的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一九七七年的高考,像一道光，照亮了无数像李明一样的青年的人生，那道考题，考的是知识，更是勇气；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一个时代的觉醒，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煤油灯早已熄灭，但那份对知识的渴望，对命运的执着，依然在时光里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