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1978年高考数学试卷

尘埃落定处，星火燎原时——1978年高考纪事

1977年冬天,北京的一场雪来得比往年更早，当广播里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河北沧州农村的青年赵文远正蹲在麦秸垛旁，用冻裂的手指翻着一本卷了边的《代数》，广播里“统一招生，择优录取”八个字，像淬了火的钢针，猛地扎进他混沌了十年的心——那一年，他24岁，是生产队里最壮的劳力，也是田埂上被埋没的“秀才”。

冻土下的种子

1978年的考场,本该是1977年就开启的，可当1977年的冬天终于响起铃声时，太多人措手不及：赵文远在广播里听到消息时，离考试只剩二十天，他白天在生产队拉土方，晚上就着15瓦的灯泡复习——那是给知青点准备的，灯泡悬在食堂梁上，光线昏黄如豆，照着他用旧报纸订的笔记本，每一页都磨出了毛边。

他的“书”是拼凑起来的：从邻村小学老师那里借来的1966年版初中课本，知青丢弃的《毛泽东选集》里夹着的数学公式，甚至还有妹妹用过的、泛黄的语文练习册，最难的英语，他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只能把收音机调到“英语教学”频道，跟着磁带念“How do you do”，念到嗓子冒烟，还是分不清“she”和“he”。

同样在寒夜里啃书的,还有上海机床厂的钳工徐明德，31岁的他，书箱里塞满了从废品站淘来的旧书：有缺页的《物理》，字迹模糊的《化学》，还有用牛皮纸包了三层封皮的《历史》，他的工位在车床旁，油污总是浸透袖口，可休息时，他就躲在工具间里，用棉纱擦干净手，在零件包装纸上演算习题——纸上的油渍晕开字迹，他却说：“这比机床的油味香。”

最特别的是北京教师李素芬,作为“老高三”毕业生，她1966年本该走进考场，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分配到郊区小学教“农业基础知识”，1978年，当她拿着准考证走进人大附中考场时，口袋里还装着学生交来的作业本——那是她给五年级学生出的一道题：“用‘丰收’造句”，而她自己，正等着用这场考试，给自己造一个“丰收”的结局。

考场里的时代褶皱

1978年7月,全国600万考生涌进考场，他们穿着最朴素的衣服：赵文远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徐明德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李素芬则套着一件洗褪色的列宁装，考场里没有空调，只有吊扇在头顶嗡嗡作响，窗外的蝉鸣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交织成那个夏天最独特的旋律。

数学考试时,赵文远遇到了一道解析几何题，他盯着坐标系，忽然想起1977年在田埂上教妹妹写字的场景——那时他用树枝在地上画格子，教她“横平竖直”，他握着钢笔的手微微发抖，却笔走龙蛇：那些在麦地里、在土坡上、在无数个深夜里反复演算的公式，忽然活了过来，交卷时，他听见身后传来轻微的抽泣声——是一个女生，把答题卡上的“1”写成了“7”，急得直掉眼泪。

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徐明德握着笔，眼前闪过的是机床的轰鸣、车间的油雾，还有深夜在工具间啃书的灯光，他写道：“战斗，不是在硝烟里，而是在机床旁的油污里，在工具间的灯光里，在每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清晨。”写到最后，他的钢笔尖在纸上洇开一片墨渍，像一朵在寒冬里绽放的花。

李素芬的作文里,写到了她的学生们，她教孩子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教他们认“中国”两个字，可她自己，却连大学门都没摸过，她在作文里说：“我想知道，大学里的课堂，是不是也像我们的教室一样，挂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我想知道，那里的老师，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在黑板上写满了粉笔字，却从不抱怨？”

录取通知书里的春天

等待成绩的日子,比备考更煎熬，赵文远每天天不亮就蹲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