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哪一年恢复的,中国高考哪一年恢复的
1977:那声重启的铃响 1977年冬,北京八中的考场木门被推开时,西北风裹着雪粒子,像细密的沙砾,狠狠撞在玻璃窗上,发出细碎的声响,监考老师踩着咯吱作响的木地板走进来,将一份油印的试卷轻轻放在...
六月的傍晚,空气里浮动着槐花的甜香,林晚坐在书桌前,手指悬在鼠标上方,屏幕上“高考成绩查询”的页面像一汪深潭,映着她发白的指尖,客厅里,母亲正把刚切好的西瓜往盘子里码,父亲坐在沙发上翻报纸,沙沙的纸页声和电视里的新闻混在一起,是她十八年来最熟悉的背景音。
“点吧,”父亲忽然抬头,报纸折了一道角,“反正尽力了。”母亲端着西瓜走近,裙摆扫过地面,发出窸窣的响声,碗里的西瓜汁沾在指尖,像一粒粒细小的红宝石。
林晚深吸一口气,点了查询,数字跳出来时,她先看到了语文——110,比模考高了5分;英语105,和平时持平;文综190,选择题错了两道大题却超常发挥;最后是数学,95分,比她预估的低了整整20分,总分500,不多不少,刚好卡在去年二本线上30分。
“500啊。”母亲把西瓜放在桌上,声音轻得像自语,“能上咱省的师范大学吧?”父亲放下报纸,走到她身后,掌心贴了贴她的额头:“没发烧,就是这分数有点凉。”林晚笑了,眼泪却先掉了下来,她不是为分数哭,是为那个在数学草稿纸上写满公式却依然算错最后一道大题的自己,是为高三冬天凌晨五点起床时,看到的还亮着灯的教学楼,是为同桌在错题本上写的“再坚持一天,就离夏天近一点”。
查分后的第三天,家庭聚餐,亲戚们围坐在包间里,空调冷气开得足,却挡不住七嘴八舌的议论。“500分?不算高啊,我侄女去年考了600多,去了北京。”“复读一年吧,努努力,上个一本多好。”林晚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米饭和着眼泪一起咽下去,又苦又涩,父亲给她夹了块鱼:“吃鱼,聪明人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母亲悄悄踢了踢父亲的腿,对亲戚们笑笑:“孩子自己说了,想去读学前教育。”
林晚确实想读学前教育,高三那年,她去社区做志愿者,教留守儿童画画,有个叫小宇的男孩,总躲在角落里不说话,却在她画向日葵时,偷偷在旁边画了个太阳,后来她才知道,小宇的父母在外打工,他跟着奶奶生活,太阳是他画的“妈妈”,那天下午,小宇第一次主动牵了她的手,指着画说:“姐姐,你画的向日葵会开花,我的太阳也会。”那一刻,林晚突然明白,分数能决定去哪所大学,却决定不了她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林晚正在帮母亲整理阳台,阳光落在通知书上,“XX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几个字烫金似的发亮,母亲用袖子擦了擦手,小心翼翼地摸着封面:“你看,这分数也没多糟吧?”父亲站在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是她高三时丢掉的、刻着“加油”的橡皮,磨得边角都圆了。“我捡到的时候,想着万一用得上呢。”父亲的声音有点哑。
开学第一天,林晚在校园里看见银杏叶落了一地,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她给母亲打电话:“妈,我今天见到小宇了——不是那个小宇,是我们班有个同学,也叫小宇,他说以后想当幼儿园老师,因为小时候老师给他画过太阳。”母亲在那头笑了,声音里带着湿漉漉的鼻音:“你看,你的500分,种下了一片向日葵。”
后来林晚才知道,500分不是青春的句号,是半程的标点,它可能不够耀眼,却足够让一个女孩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光,就像她画的向日葵,不一定朝着太阳,但一定朝着有光的地方生长,而那些分数的焦虑、未来的迷茫,都在她第一次站在幼儿园讲台上,看着孩子们举着画纸喊“姐姐你看”时,变成了风,吹散在了夏天的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