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高考，93年高考录取率

1993：蝉鸣声里的命运渡口

1993年的夏天,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捂得严实，闷热得没有一丝风，空气里浮动着干燥的尘土与成熟麦秆的混合气息，而那永无止境的蝉鸣，则像一把钝了口的锯子，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切割着小镇午后黏稠的寂静，我们这些即将踏上高考战场的学子而言，这一年，既是青春仓促的句点，更是命运陡然转身的分水-岭。

那会儿的高考,远没有如今这般声势浩大，也裹挟着“一考定终身”的沉重焦虑，没有家长的全程陪考，没有铺天盖地的补习班，更没有社交媒体上无孔不入的祝福与压力，我们的战场，只是一间间墙壁斑驳、掉漆的教室，和一张张被刻下深浅不一痕迹、承载了无数个日夜苦读的课桌，黑板右上角的倒计时牌，被粉笔灰染得发白，数字一天天减少，敲在我们心上，也沉在我们心里，我们每天埋首于《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和堆积如山的试卷中，偶尔抬起酸涩的眼皮，望向窗外，看见操场边的梧桐树在稀薄的风里摇晃，叶子被烈日照得通亮，像一片片碎银，闪着遥远而诱人的光。

考场设在二十里外的县一中,考试前一天，班主任老李把我们叫到办公室，挨个叮嘱，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说话时，劣质香烟的味道从他嘴里飘出来，与空气中弥漫的粉笔灰味混合，成了那个夏天最鲜明的嗅觉记忆，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沉稳：“准考证、铅笔、橡皮都带齐了，别紧张，考完一门，就扔一门，千万别回头想。”那句话，像一颗定心丸，也像一句诀别。

第一门是语文,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能听见窗外聒噪的蝉鸣和远处隐隐传来的广播声，作文题目是《机遇与挑战》，我咬着笔杆，思绪在空白稿纸上徘徊，脑子里浮现的，不是什么宏大的理论，而是父亲在田里弯腰割麦时被汗水浸透的背影，是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为我纳鞋底的专注模样，那时，“机遇”于我而言，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词，我只隐约觉得，考上大学，或许就是推开一扇门，走出这片我熟悉到骨子里的土地，去看看山那边的世界。

数学无疑是这场战役中最硬的仗,最后一道解析几何题，像一头沉默的巨兽，横亘在我面前，我算了整整四十分钟，草稿纸用掉三张，笔尖在试卷上戳出一个小小的破洞，交卷的铃声刺耳地响起，我仍未能驯服那头巨兽，只好凭着残存的记忆，胡乱写下几个潦草的公式，将答题卡涂得一片模糊，走出考场，我看见几个女生躲在墙角偷偷抹眼泪，而男生们则故作轻松地打闹、吹口哨，但那刻意拔高的笑声里，总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最让我心慌的,是英语考试，我们镇中学的英语师资薄弱，直到高三，我才第一次从外教磁带里，听到那标准而陌生的发音，听力部分，我几乎全凭运气去“蒙”；完形填空更是看得我云里雾里，满篇都是天书，邻座的男生似乎也感同身受，趁着监考老师不注意，偷偷传了张纸条过来，上面用铅笔写着“CDBA”，我如获至宝，迅速抄下，直到手心攥出的汗浸湿了纸角，才猛然惊醒，那是一种怎样的孤注一掷。

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正在帮家里收玉米，金黄的玉米棒子堆满了场院，阳光炙烤着大地，邮递员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穿过田埂，老远就扯着嗓子喊：“李家的娃，录取通知书来了！”母亲扔下手中的镰刀，几乎是跑着迎了上去，双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小心翼翼地拆开那封牛皮纸信封，当那张红底金字的“录取通知书”在阳光下展开，泛着金光时，父亲一直蹲在田埂上，默默地掏出烟袋，卷了一根烟，点上，他只是静静地抽，任凭烟灰簌簌地落在裤腿上，也浑然不觉。

那年夏天,我们村有五个孩子同时考上了大学，有人怀揣着梦想去了北京，有人奔向了繁华的上海，而我，则留在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开学前，母亲在灯下连夜为我缝制了一床新被子，棉花被阳光晒得蓬松、温暖，至今我似乎还能闻到那股阳光的味道，父亲送我到火车站，把一沉甸甸的炒花生塞进我的包里，千言万语，最后只汇成一句朴实得掉渣的话：“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别省钱。”

火车缓缓开动,我透过车窗回望，看见父亲的身影在月台上越来越小，最终像一粒被风卷走的尘埃，消失在视线尽头，那一刻，我才恍然明白，1993年的高考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是一场考试，更像一张通往远方的单程船票，载着我们对未来的所有懵懂憧憬，以及父母的殷切期盼，驶向那片全然未知的彼岸。

二十多年光阴荏苒,当年的考场早已翻新成窗明几净的教学楼，当年的我们也已步入中年，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每当夏末的蝉鸣再次响起，我总会被拉回那个燥热的夏天，想起那些在油灯下苦读，被蚊虫叮咬也浑然不觉的夜晚；想起试卷上淡淡的墨香，和父母那双写满期盼与不舍的眼睛，1993年的高考，如同一枚被岁月精心打磨的印章，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里，提醒着我们，那段奋斗过的青春，是何其滚烫，何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