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高考，1994年高考总分是多少

1994：那年夏天，我们用铅笔改写命运

1994年的夏天,热得像是要把整个世界烤化，梧桐树上的蝉鸣，撕扯了整整三个月，终于在7月9日这天，迎来了它的高潮——高考第一天，我攥着那张印着准考证的硬纸片，掌心沁出的汗，将它洇得半透明，纸角上“考点：市第三中学”几个字，像一道无形的符咒，沉沉地压在心上，让每一次呼吸都变得艰难。

那年,没有“985”“211”的光环，只有“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一道泾渭分明的鸿沟；没有“自主招生”的捷径，只有全国统考这根通往未来的独木桥；更没有“高考移民”的概念，因为户口本上那方小小的籍贯，早已将一个人的命运框定在方寸之间，我们这些小镇的孩子而言，高考是唯一能挣脱“面朝黄土背朝天”宿命的机会，是父母眼中“鲤鱼跃龙门”的唯一跳台，承载着整个家族无声的期盼。

我的同桌叫李建国,名字是当过生产队队长的父亲起的，盼着他能“建设国家”，他家住在镇西头的土坯房里，父亲靠蹬三轮车维持生计，母亲则在服装厂的缝纫机前度日，每个晚自习后，他总会独自留在教室，就着走廊尽头那盏昏黄如豆的灯光，埋头刷题，那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边角，早已被他翻得卷了毛，像被岁月啃食过的树叶，又被他用透明胶带一圈圈粘好，有次我问他：“你这么拼，要是没考上怎么办？”他愣了愣，随即把橡皮屑轻轻吹到地上，目光坚定地看着我说：“没考上就回家种地，但我爹说了，就算种地，也得让我把高中念完。”那一刻，我看见他眼里闪烁的光，像暗夜里不肯熄灭的烛火，微小，却足以燎原。

考场设在市三中,我们镇上的学生必须凌晨四点起床，乘坐两小时颠簸的拖拉机才能抵达，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车厢里挤着二十多个考生，大家紧紧挨着，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和泥土混合的味道，书包里，是母亲们连夜准备的“智慧餐”——几个煮鸡蛋和两个馒头，我旁边坐着个叫王梅的姑娘，扎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辫梢系着一根鲜艳的红头绳，那是她奶奶用攒了半年的鸡蛋换来的，她一直在低声背诵古诗词，嘴唇翕动：“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声音轻得像风中的落叶，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我突然想起，她父亲去年在工地摔断了腿，家里早已债台高筑。

第一考是语文,发下卷子的瞬间，我的心跳得像要撞破胸膛，作文题是《尝试》，我盯着这两个字，脑海里一片空白，尝试什么呢？尝试帮母亲在酷暑里卖过冰棍，汗珠滴在滚烫的木板上瞬间蒸发；尝试在暴雨天帮邻居抢收稻子，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分不清是雨是泪；尝试偷偷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塞给王梅，让她能多买一套复习资料……这些琐碎的、带着泥土芬芳的“尝试”，真的能写成一篇符合“应试”规范的作文吗？我瞥了一眼前排的李建国，他正奋笔疾书，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像春蚕在悄无声息地啃食桑叶，那一刻，班主任的话在耳边响起：“高考就像在黑屋子里洗衣服，你不知道洗干净没有，只能一遍遍地洗，等上了考场，灯亮了，你才发现，有的人忘了加洗衣粉，有的人用的是洗衣机，但只要你认真洗了每一个地方，那件衣服一定是洁白如新的，而你以后每次穿这件衣服时，都会想起那段岁月。”

是啊,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已经在“认真洗衣服”了，我深吸一口气，在作文纸上写下：“我的第一次尝试，是在十二岁那年，跟着母亲去镇上卖西瓜……”笔尖落在纸上，不再颤抖，那些藏在记忆里的汗水、星光、蝉鸣和麦香，都顺着墨水流淌了出来，在方格稿纸上开出了最质朴的花。

接下来的两天,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数学考到解析几何时，我卡住了，看着坐标系里那条陌生的抛物线，大脑一片空白，突然，我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他年轻时种地，最怕的就是旱天，地里的苗要是三天喝不到水，就再也直不起腰了，我咬了咬牙，在草稿纸上飞快地演算，把最后一道大题的步骤写得密密麻麻，哪怕只能拿到可怜的步骤分，也算是对得起那些在煤油灯下熬红的眼睛和酸痛的脊背。

最后一门是英语,收卷的铃声响起时，我听见一声压抑的啜泣，是王梅，她把脸深深埋在臂弯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她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说：“考完了，就好了。”是啊，考完了，不管结果如何，这段用铅笔和汗水写就的青春，已经像烙印一样，刻进了我们生命的年轮里。

放榜那天,镇上的邮递员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挨家挨户送录取通知书，车轮碾过坑洼的土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李建国收到了省师范大学的通知书，王梅考上了本地师范专科学校，而我，拿到了南方一所大学的录取函，我们三个站在镇口那棵见证了无数悲欢的老槐树下，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李建国小心翼翼地将通知书折成一只纸飞机，用力扔向天空，纸飞机打着旋儿，飞得很高很高，像极了我们此刻被梦想和希望托起的心，轻盈而充满力量。

后来,我听说李建国毕业后真的回了镇中学当老师，把那本翻烂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郑重地传给了新一届的学生；王梅成了一名小学老师，每个教师节，她都会收到学生用红纸折的星星，堆满了她的办公桌，而我，在都市写字楼的霓虹灯下加班时，总会想起1994年的那个夏天，想起拖拉机上的颠簸与轰鸣，考场里令人窒息的蝉鸣，还有那些攥着铅笔、眼神清澈、不肯认输的少年。

有人说,1994年的高考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分水岭”，从此，“素质教育”的种子开始悄然发芽，但对那时的我们来说，高考不是冰冷的概念或政策，而是母亲连夜赶工时缝在布鞋里的厚实鞋底，是父亲沉默地蹲在门口抽着旱烟时，那被烟火映红的侧脸，是草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公式和诗句，是我们用整个滚烫的青春，在命运的考卷上，一笔一划，用力写下的答案。

那年夏天,我们用铅笔改写了命运的轨迹；而命运，也用最质朴、最温柔的方式，回报了每一个不肯放弃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