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高考，1984年高考数学试卷

《1984：那年夏天，我们用钢笔在命运答卷上刻下名字》

1984年的夏天,空气中浮动着槐花的甜香与蝉鸣的燥热，千千万万中国青年而言，这个夏天注定要在历史的年轮中留下深刻印记——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七个年头，高考依然是通往未来的唯一窄门，而考场里的每一支钢笔，都在书写着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壮丽交织。

在北方小城的一所中学里,高三（2）班的教室弥漫着紧张而肃穆的氛围，黑板上方，"拼搏百日，决胜高考"的红色标语虽已褪色，但笔迹依然刚劲有力，李建国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磨破边的《高考复习资料》，泛黄的纸页间夹着几片干枯的槐树叶，他的父亲是工厂的八级钳工，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工作，全家省吃俭用攒下的每一分钱，都寄托在这个"读书种子"身上，那天清晨，母亲特意煮了两个荷包蛋，蛋壳上还沾着几粒米，那是她能拿出的最好的营养品，氤氲的热气里满是沉甸甸的期望。

考场设在县一中,一座爬满青苔的民国建筑，推开教室门时，斑驳的木质门轴发出"吱呀"的声响，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三十张课桌拼成的考场上，考生们低头仔细检查着准考证、钢笔和2B铅笔，有人嘴唇翕动默诵古文，有人盯着窗外发呆，眼神里藏着对未知的忐忑与憧憬，监考老师是戴着深度眼镜的张老师，他站在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沉着冷静，仔细审题"，粉笔末簌簌落在他的蓝布中山装上，像极了落雪的初冬。

第一场是语文考试,作文题《我的理想》让许多考生陷入沉思，李建国握着钢笔的手心沁出汗水，钢笔尖在稿纸上洇出一个小墨点，像一朵突然绽放的墨梅，他想写"当一名工程师"，像父亲一样用双手创造价值；又想写"当一名作家"，像《人民文学》里那样写出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他写下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是那年夏天最标准也最滚烫的答案，字里行间跳动着一个时代的脉搏。

数学考试成了许多人的"滑铁卢"，当解析几何的抛物线在试卷上蜿蜒时，有人听见后排传来轻微的抽泣声，像夏夜里突然飘来的雨丝，李建国盯着那道辅助线题，忽然想起班主任王老师说过："遇到难题别慌，把已知条件都列出来，就像拆解机器零件。"他深吸一口气，在草稿纸上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坐标系，笔尖终于找到了方向，仿佛迷航的船只望见了灯塔。

最后一门是英语,对从没学过音标的考生来说，听力题如同天书，广播里传来模糊的"Good morning"，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后排的考生急得用铅笔直敲桌子，发出细密的声响，李建国凭着听过的广播节目碎片，猜出了几个答案，在答题卡上涂下一个个歪斜的字母，像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枚棋子，交卷铃响时，他看见有人趴在桌上肩膀耸动，有人盯着窗外发呆，仿佛这场考试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力气。

走出考场时,夕阳正将教学楼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李建国看见父亲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在校门口等他，车把上挂着一条湿毛巾，还在往下滴水。"考得咋样？"父亲的声音有些发颤，混着自行车的链条声，李建国接过毛巾，抹了把脸，笑着说："应该还行。"父子俩的影子在柏油路上慢慢延伸，像一条通往未来的路，路上开满了无名的小花。

那年夏天,全国有近175万人参加高考，录取率仅为17%，有人金榜题名，踏入大学校门，成为天之骄子；有人名落孙山，回到田间地头或工厂车间，却从未停止过追梦的脚步，但无论结果如何，1984年的高考都成了他们生命中的里程碑——那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初起时，一群年轻人用青春和汗水，在命运的答卷上刻下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多年后,李建国成了机械厂的工程师，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一张泛黄的准考证，边角已经磨损，偶尔他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考场里的蝉鸣、钢笔的沙沙声，以及父亲车把上那条湿毛巾的重量——那不仅是毛巾的重量，更是一个父亲沉甸甸的爱与期望，那一年，他们或许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拼尽全力，去推开那扇名为"希望"的门，门后，是更广阔的天地，是无数个充满可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