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退出高考，英语退出高考教育局回应

《英语退场之后：教育焦虑的转移与时代重构》

当“英语退出高考”的议题再次掀起舆论波澜，我们或许需要挣脱“留”与“废”的二元对立思维，深入探究这一改革背后更为宏大的命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深度交织的今天，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应如何完成一次深刻的范式转移？英语，这门曾被视为撬动阶层流动的关键杠杆，其角色的嬗变恰如一面多棱镜，不仅折射出社会对人才标准的重新校准,更映照出时代发展对教育本质的呼唤。

回望英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它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从京师同文馆开启“西学东渐”的先声，到改革开放后席卷全国的“英语热”，这门语言承载了整整几代人睁眼看世界、追赶时代浪潮的渴望，当英语培训市场规模突破三千亿元大关，当幼儿园的童声里开始机械背诵“A-B-C”时，一种异化的教育生态已然悄然形成，严重偏离了语言作为沟通工具与思维载体的初衷，某重点中学的一项调研显示，学生日均投入英语学习的时间高达2.3小时，而用于母语经典阅读的时间却不足40分钟——这种令人忧心的“本末倒置”,正是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现实土壤。

英语退出高考，绝非简单的“减负”之举，而是对教育评价体系的一次深刻“范式转移”，在浙江、上海等地的先行先试中，英语科目实行“一年两考、取最高分”的计分方式，这既保留了语言能力检测的科学性，又有效弱化了“一考定终身”的巨大压迫感，这种改革的本质，是对长期主导教育的“工具理性”的纠偏与反思，语言终究是沟通的桥梁、思想的载体，而非教育的终极目的，当清华大学逐步取消英语等级与毕业资格的硬性挂钩时，我们看到的并非是对国际化的疏离，而是对“哑巴英语”“应试英语”弊病的深刻反思，正如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所言：“语文是文化的载体，不应沦为应试的敲门砖。”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改革的深层意义，在于为教育创新释放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北京某国际学校的课堂上，传统的语法“drills”正被生动有趣的“项目式学习”（PBL）所取代——学生们以英语为媒介，策划环保方案，用编程分析数据，在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过程中，语言能力如春笋般自然生长，这种“用中学、创中学”的模式，远比题海战术更能锻造真正的跨文化素养与高阶思维能力，当人工智能翻译的准确率突破95%时，机械记忆式的英语训练确实面临着被技术替代的风险，批判性思维、跨文化共情、复杂问题解决等高阶能力，恰是机器无法复制的人类核心竞争力，教育的天平，正从“知识的灌输”不可逆转地转向“能力的培养”。

英语角色转换带来的阵痛期在所难免，某大型教育培训机构的转型困境，正是整个行业焦虑的缩影：当标准化应试需求萎缩，机构如何转向素质教育？这需要政府、学校、企业与家庭形成强大的合力，学校应着力开发深度融合英语的校本课程，让语言学习服务于专业探索；企业可探索“语言+职业技能”的培训新范式；家庭则需更新教育观念，摒弃盲目跟风的焦虑，上海部分学校推行的“双语科普社团”和“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等实践已经证明,语言学习完全可以在专业探索与文化自信的构建中实现价值的华丽重构。

站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英语角色的变化，深层反映的是中国教育自信的回归与重塑，当“一带一路”倡议催生对小语种人才的迫切需求，当本土文化“走出去”需要更坚实的母语根基作为支撑，任何单一、僵化的语言评价体系都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未来的教育图景中，英语或许不再是那座千军万马争相通过的“独木桥”，而是与其他学科并行、通往多元未来的“立交桥”——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身的兴趣、特长与职业规划，构建个性化的、动态调整的语言能力结构。

英语退出高考，不是教育改革的终点，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起点，当我们不再将语言能力粗暴地简化为冰冷的分数，当我们真正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的内在逻辑，我们才能培养出既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又深植文化根脉、具备家国情怀的新一代，这场静悄悄的教育革命，终将引导我们回归教育的初心——培养“完整的人”，而非“单向度的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