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高考，1983年高考录取率

1983：油墨香里叩开的命运之门

1983年的夏天，空气里浮动着麦收后特有的尘土气息与聒噪的蝉鸣，十八岁的李建国而言，这个夏天的分量，远比肩上扛过的麦捆更沉重，他手中紧攥着一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高考准考证，照片上的那张脸尚带稚气，眼神却已沉淀下整个家族的殷切期盼，那目光，沉甸甸的,仿佛能穿透岁月。

彼时的高考，是一场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恢复高考制度的第六个年头，大学的录取率依然低得如同悬崖边的一根孤藤，摇摇欲坠，全县仅有的三所中学里，上千名考生挤在漏雨的教室里，与窗外的蝉鸣和头顶的漏滴声一同奋战，课桌的裂缝里，塞满了写满公式与古文的纸条，那是他们与命运博弈的筹码，李建国的书包，是母亲用几件旧衣的碎布精心拼凑而成的，针脚细密，却掩不住岁月的磨痕，包里躺着三支磨得锃亮的钢笔，一本被翻得卷了边的《代数精解》，还有父亲用报纸小心翼翼包着的两个煮鸡蛋——那是家里整整一个月唯一的荤腥，也是他出征的“干粮”。

考试那天，天色未明，李建国便汇入了浩荡的考生队伍，县城的土路上，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汇成一支奔赴战场的序曲，考生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沉默而坚定，像一群为生存而迁徙的候鸟，考场设在县一中，红砖墙上“为四化建设而学习”的标语，在经年的雨水冲刷下，字迹已有些斑驳，但每当有人抬头望见，那滚烫的使命感便会瞬间点燃胸膛,心跳漏掉半拍。

第一场是语文，李建国捏着准考证，在嘈杂的人声中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椅子腿缺了一只，他默不作声地从角落里捡起半块砖头垫稳，坐得笔直，试卷发下的那一刻，他的手心瞬间被汗水浸湿，作文题是《这十年》，笔尖落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在啃食桑叶，那些深埋心底的片段如潮水般涌来：父亲在公社拖拉机站旁，一身油污地修了十年发动机的坚毅背影；母亲在昏黄油灯下，一针一线为他缝补旧棉袄的专注神情；村口老槐树下，那个戴红领巾的懵懂少年，如何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个决定命运的考场……饥饿、憧憬、对“大学”二字最质朴的渴望，全都顺着墨水,流淌在字里行间。

数学考试时，窗外毫无征兆地下起了瓢泼大雨，冰冷的雨水顺着窗缝渗进来，滴在草稿纸上，瞬间晕开了几道关键的函数题，李建国心头一紧，急得用袖子去擦，却越擦越花，像一团乱麻，就在他焦灼万分之际，他想起了数学老师常说的话：“遇到难题，先深呼吸，就像拖拉机熄火了，得先让它冷却一会儿。”他又想起父亲教他修车时，总强调的“耐心”二字，他闭上眼，平复呼吸，再睁开时,那些纷繁复杂的公式竟在脑海中奇迹般地变得清晰起来。

最后一门是英语，对从未接触过这门语言的他来说，整张试卷无异于天书，他只能凭着语感，在选择题的选项中盲目地勾画，作文题更是无从下笔，他用最笨拙的拼音写下了“My name is Li Jianguo, I love my motherland”，交卷时，他瞥见监考老师皱了皱眉，心里咯噔一下，但旋即又平静下来——能坐在这里，与全县最优秀的同龄人一同竞争,他已经赢了人生的前半场。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人群如潮水般涌出考场，李建国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欢呼雀跃，只是默默地、小心翼翼地将那张承载了无数个日夜汗水的准考证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回家的路上，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身后是尘埃落定的考场，身前是望不到头的田埂，他知道，无论结果如何，这个夏天，都已成为他生命中最深刻、最沉重的烙印。

几个月后，县邮递员骑着那辆标志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铃清脆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当邮递员扯着嗓子喊出“李建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时，院子里瞬间凝固了，母亲手中的针线“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愣在原地，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则蹲在门槛上，猛地抽了三口旱烟，烟锅在鞋底上磕了又磕，火星明明灭灭，是他所有激动与喜悦最朴素的流露，那封录取通知书，是用朴素的牛皮纸袋封装的，里面除了那张薄薄的纸，还有一张北大校园的照片——照片里的未名湖波光粼粼，博雅塔在夕阳下静默矗立，那是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崭新的世界。

多年后，李建国已是一位鬓角染霜的大学教授，他总会在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上，给学生们讲述那个1983年的夏天，他会说：“那年的夏天，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一张写满演算的草稿纸，和一群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的年轻人，我们叩开的，不仅仅是一扇通往大学的门，更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全新的时代。”

而1983年那股淡淡的油墨香，早已渗透进他的血脉，沉淀为岁月里最温暖、最坚韧的底色,芬芳了他此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