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高考试题，贵州高考试题全国卷几?
《山坳里的答卷》
盛夏的蝉鸣将贵州的群山浸润得水灵灵时，林小满正蹲在自家木楼的屋檐下，用铅笔在草稿纸上反复演算最后一道数学大题，纸页边缘已磨出毛边，像他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口，在风中微微颤动，窗外的梯田里，稻穗正扬起青黄色的脑袋，风过时掀起连绵的绿浪，也卷来隔壁阿婆家晒谷草的清香——这是他记忆里贵州夏天最鲜活的注脚,也是此刻最奢侈的干扰。
今年是林小满在黔东南这所村中读高三的第三年，教室的墙壁是黄泥混着稻草糊成的，每逢下雨便洇出深色的水渍，像幅抽象的画，讲台是从老槐树锯下来的树桩，裂开的缝隙里常年卡着粉笔头，粉笔灰在阳光下像细碎的星辰，但就是这样的教室，墙上却贴着泛黄的"知识改变命运"标语，红漆虽已褪色，笔锋却依旧锋利，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割在每个孩子的心上。
高考倒计时的数字从一百天开始往下掉时，林小满的数学模拟考成绩也跟着往下掉，最后一次模拟考，他的分数离本科线差了整整三十分，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指着墙上贵州省高校分布图，手指从贵阳的高校一路滑到省外，最后停在几所民办院校的名字上，叹了口气："小满，咱这大山里飞出去的金凤凰，总得先有个窝落脚。"
林小满没说话，只盯着地图上被红笔圈出的"贵州大学"四个字，那是他从小就听父亲念叨的大学——父亲年轻时因家里穷只读了初中，后来跟着马帮在云贵川的山路上驮货，总说"要是能考上贵大，就能坐在有玻璃窗的教室里读书了"，如今父亲在镇上的砖厂打工，脊梁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弯成了弓，却依旧每个月雷打不动给他寄三百块钱，附言里总写着"别省着，买本好参考书"。
那天放学后，林小满没有回家，而是背着书包爬上了后山，山坳里有个废弃的碉楼，是他小时候的秘密基地，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这是他省下三个月生活费买的旧书，前几页已被他翻得卷了边，阳光从碉楼的枪眼里斜射进来，在书页上投下细长的光斑，像一把把精准的标尺,丈量着他与梦想的距离。
最后一道数学题是概率题，讲的是贵州苗族传统歌舞"锦鸡舞"中队形变换的规律，林小满盯着题目里"十二人围成圆圈，每次旋转三人"的字样，忽然想起了每年农历六月六，村里寨老带着年轻人跳锦鸡舞的场景，绣着锦鸡图案的彩裙在山间旋转，像流动的彩虹，队形时而聚拢时而散开，却始终保持着某种奇妙的平衡，他忽然灵光一闪：这题不就像锦鸡舞的队形变换吗？用排列组合算旋转次数，不如用苗族古歌里"万物皆有律"的道理去理解——生活从不是无序的随机，就像山间的溪流，看似曲折,终会找到流向大海的路。
那天傍晚，林小满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下山时，看见父亲正挑着两筐砖从镇上回来，扁担压得父亲的肩膀红肿，汗珠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往下淌，看见他，父亲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回来了？妈给你留了新包的粽子。"林小满的眼眶突然热了，他接过父亲的担子，竹筐里的砖沉甸甸的，像他心里压着的梦想,也像父亲用脊梁扛起的生活。
高考那几天，贵州下起了连绵的梅雨，林小满穿着母亲连夜缝制的布鞋，踏着泥泞的山路走向考点，考场设在县城中学，红砖白楼，窗明几净，与他熟悉的村中教室截然不同，发下试卷时，他的手心全是汗，但当看到最后一道数学题时，他忽然平静了下来——题目问的是"如何在有限条件下实现最优解"，他想起了父亲在砖厂里用有限的砖块砌出最结实的墙，想起了母亲用有限的布料缝出最美的苗绣,想起了锦鸡舞在有限的山坳里舞出无限的可能。
成绩公布那天，林小满挤在镇上的网吧里，看着屏幕上滚动的数字，直到"林小满"三个字后面跟着"贵州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字样时，他忽然蹲在地上哭了，网吧里充斥着游戏的嘈杂和烟味，可他闻到的，却是贵州山间清冽的风，是梯田里稻穗的清香，是父亲肩头汗水的咸涩，是母亲手中粽子的香甜，是无数个在碉楼里苦读的夜晚,阳光透过枪眼投下的希望。
后来，林小满在大学图书馆里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从锦鸡舞的队形变换看苗族数学智慧》，他在论文的扉页上写道："我来自贵州的大山，那里的人们不懂数学公式，却懂万物皆数的道理；那里没有宽敞的教室，却有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我的高考答卷，写在草稿纸上，也写在梯田的稻浪里，写在父亲的担子里，写在母亲缝的布鞋里——这是大山给我的答卷，也是我给大山的答卷。"
秋天的风再次吹过黔东南的群山时，林小满站在贵大的操场上，看着远处层林尽染的山峦，忽然明白：贵州的高考试题，从来不是试卷上的那些数字和公式，它是山间的溪流，是坚韧的苗绣，是父亲肩头的担子，是母亲手中的针线，是每一个在山坳里仰望星空的少年，用生命写就的希望与传承的答案，这答案，藏在每一寸泥土里，每一缕炊烟中，在贵州的山水与人心中，永远鲜活,永远滚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