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光高考，东光高考状元是谁

一座小城的青春突围战

东光县的夏天，总弥漫着一股被骄阳炙烤过的尘土气息，干燥而滚烫，高考前最后一场模拟考的铃声刚刚消散，高三（7）班的教室里，风扇在头顶徒劳地嗡嗡作响，卷子上刺眼的红叉，像一团团不灭的火焰，灼烧着每个年轻而焦灼的脸庞，班主任老陈站在讲台上，用粉笔的尾端敲了敲黑板，发出清脆的声响：“最后二十天，把错题本翻烂了，别让你们十二年熬的夜，变成一场空。”

教室后排，林晓宇把头深深埋进臂弯，肩膀微微颤抖，他的数学卷子上，最后一道压轴大题的空白处，孤零零地只写了一个“解”字，这是他第三次在同类型的题目上栽跟头，那道无形的墙，似乎正冰冷地将他隔绝在大学的门外，东光一中，这所县城的重点中学，每年能叩开重点大学之门的学子寥寥无几，大多数人的终点，是省内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林晓宇的家境普通，父母在镇上的小工厂里日复一日地劳作，他知道，高考几乎是他们全家能抓住的、唯一一根能改变命运的稻草。

“晓宇，别发呆，最后一道题，我再讲一遍。”老陈沙哑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他抬起头，看见老陈鬓角的白发又添了几分，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将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了东光一中的讲台上，送走了十七届高三，他的学生里有开小卖部的，有在工地上搬砖的，也有像林晓宇这样，把大学当作唯一出路的，老陈从不说“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之类的空话，只是反复强调：“考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东光县不大，从县城东头走到西头，不过半小时的路，但就是这座小城，每年六月都会被一种近乎神圣的高考气氛彻底淹没，文具店的玻璃上贴着“金榜题名”的鲜红剪纸，早餐摊的阿姨会在油条旁额外多煮两个鸡蛋，美其名曰“聪明蛋”，就连平时最喧闹的巷子口，也会在考试那几天奇迹般地安静下来，这种全城动员的、近乎虔诚的期待，像一张巨大的、温热的网,将每个考生严严实实地包裹其中。

林晓宇的同桌王萌，是班里公认的“种子选手”，她的成绩稳居年级前十，桌角永远贴着写满公式的彩色便利贴，连吃饭的间隙都在默背英语单词，但最近，她总在课间偷偷抹眼泪，她的父母希望她报考本省的师范大学，毕业后能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早点成家，而王萌的心，早已飞向了遥远的南方，她想读新闻系，去看真正的海。“我不想一辈子都困在东光，”她曾对林晓宇低语，眼中闪烁着不甘与向往，“我想去看看海，想活得不一样。”

东光的孩子，似乎从小就懂得“走出去”这三个字的千钧分量，县城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馆，甚至连一家像样的咖啡馆都找不到，他们的青春被压缩在教室、食堂、宿舍这三点一线的单调轨迹里，唯一的娱乐，是晚自习后和三五好友在操场上跑圈，畅聊着“考上大学以后要做什么”的梦，有人想当医生，因为小时候重病时，县医院的大夫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有人想当老师，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后来者撑一把伞；还有人像王萌一样,内心深处燃烧着对更广阔天地的纯粹渴望。

高考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天锐减，空气里的紧张感也愈发凝重，几乎能拧出水来，林晓宇开启了“战斗模式”，每天只睡四个小时，错题本上的笔记密密麻麻，连页脚都被磨出了毛边，有天深夜，他在宿舍做题时，听见上铺的兄弟翻身长叹：“要是考砸了，对得起谁啊？”黑暗中，一片死寂，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句无声的质问，叩问的是每个挑灯夜读、负重前行的自己。

考试那两天，东光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考点门口，挤满了送考的家长，他们撑着伞，踮着脚尖，目光如探照灯般，牢牢锁定在穿校服的孩子身上，林晓宇看见老陈站在考场外，手里紧紧攥着一袋薄荷糖，那是他给学生准备的“清醒糖”，也是一份无言的祝福，走进考场前，林晓宇回头望了一眼，整座小城都笼罩在迷蒙的雨幕里,却安静得能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数学考试结束时，林晓宇凝视着那道曾让他束手无策的压轴大题，脑海中忽然闪过老陈常说的话：“别怕难题，把它拆开，一步一步来，总能找到出路。”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所有的紧张与不安都压进肺里，然后拿起笔，在空白处,坚定地写下了第一个公式。

成绩公布那天，东光一中的公告栏前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林晓宇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艰难地找到了自己的那一栏——比一本线高了十三分，他颤抖着拿出手机，给父母发了条短信：“爸，妈，我能去省城了。”电话那头，母亲的哭声和父亲长久而沉重的沉默，交织在一起，比任何山呼海啸般的掌声,都更让他动容。

九月，林晓宇拖着行李箱站在东光县的汽车站，看着身后这座熟悉的小城在视野中慢慢缩小、远去，他清晰地知道，高考不是结束，而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青春突围，东光给了他生命的起点，而未来的广阔画卷，将由他自己亲手去书写，就像每年夏天一样，这座小城会目送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启程，他们带着东光泥土的质朴气息和滚烫的青春梦想，奔向远方，而东光，依然会在那个尘土味的夏天里，沉默而坚定地,等待下一场青春的突围。